一、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李东生，1957年7月出生于广东惠州。
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广州的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
在无线电班，有三位年纪相近的同学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中最小的叫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还有两个比他大一岁的分别是来自海南五指山的黄宏生和李东生。
三人中，黄宏生最老成，是班里的老大哥；陈伟荣是班长，四年几乎都泡在了图书馆；李东生是学习委员，性格很内向。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极盛之时，这三家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如今，李东生的TCL在国际市场上大显身手，而他的两位同窗却早已销声匿迹。
和我们之前介绍的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国企工人的南存辉不同的是，李东生似乎对事业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划。
1982年，李东生从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毕业，本来被分配到了政府机关，有机会端上“铁饭碗”，但是他却选择到惠州一家才创办一年的外资厂——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TCL集团前身）当一名员工，他是该公司的第43名员工。
1985年，28岁的李东生担任TCL通讯设备公司总经理。
二、鹰击长空，折翼重生
1996年，李东生正式成为了TCL集团董事长。
新官上任三把火，李东生上台后，对集团进行改制、申请免税、给员工股份、大胆放权，他的一系列动作使集团蒸蒸日上，并且吸引了一些国际顶尖职业经理人加入。
2001年，TCL领跑中国彩电业。
20世纪末，广东省委想提拔他作为惠州市副市长，他拒绝了，“我们知道松下幸之助和盛田昭夫，但很少有人知道日本首相叫什么。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会逊色于一位成功的政府官员。”
李东生信奉“大未必强，但强一定大”。
2004年1月，TCL整体上市。
同年，李东生收购法国阿尔卡特公司和生产了世界上第一部手机的英国汤姆逊公司。然而，在收购这两家公司的两年后，TCL陷入前所未有的亏损。早在2003年，TCL卖出了1000万部手机，而2006年却只卖出了100多万部。另外，由于平板电视的普及，TCL的老式电视机几乎卖不动，严重拖累了其他业务。两年内，TCL连续亏损近20亿，他被评为“中国A股上市公司最差老板”。
当时，很多人以为李东生早晚要下去。
“中年的老鹰已经尽显颓势，无法再次搏击长空，但它不愿放弃，用力将喙撞向岩石，知道脱落长出新喙，将老化的爪子一根根拔出，把身上的羽毛全部拔掉，等待重生。”
2006年6月14日，一篇《鹰的重生》震动整个TCL，乃至整个中国商界。
李东生面临困境，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在欧洲解雇450名员工；撤掉所有仓库；卖掉电脑等业务，然后疯狂合作液晶面板电视。终于，李东生东山再起，TCL扭亏为盈。
五年后，2011年1月5日，54岁的李东生面对众多媒体宣告：鹰已重生。
三、成功，不过“执着”二字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李东生，面对困难和挫折，最重要的是什么。
李东生的回答是：“最关键的不过是‘执着’二字。在我们这个产业中竞争，全力以赴不一定成功，不全力以赴就一定不能成功。对待工作，无论顺境或是逆境，都要保持饱满的精神和信心。”
而执着的源泉，便是对事业的热爱。“做自己喜欢的事，能够让我在每项工作、每项业务的成功当中感到喜悦。”
无论是刚毕业的“铁饭碗”诱惑，还是上世纪末的副市长之位，能让李东生始终瞄准事业靶子的，是他对事业的热爱；当同窗逐渐在行业内销声匿迹时，亦或是自己被企业内外甚至整个行业质疑时，让他坚持热爱、始终如一的，是执着的精神。
在开拓北京市场大屏彩电业务时，当时的大商场黄金展台都被日本品牌占领着。李东生与商场签订“保底协议”，承诺每平米柜台每月销售不低于5万元，然后以低于日本彩电2/3的价格开战。
当时他对京城媒体悲壮地说：“我们平常喜欢说走向国际市场，而如今，外国集团都到了我们家门口，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再说，不战行吗？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民族工业就这样败下阵来。与外国兵团较量，TCL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
数月后，TCL彩电在北京销售量压倒所有国际品牌，坐上头把交椅。
在彩电行业，有着同样呼声的还有长虹的倪润峰，他用价格战让长虹成为1996年中国彩电市场的销售冠军。同年底，长虹、康佳、TCL、熊猫等国产品牌已占到71.1%的市场份额，“洋强国弱”的格局被全面打破。
2019年10月26日，李东生荣获70年70企70人“中国杰出贡献企业家”称号。
“我们坚持创新，努力把未来带到眼前；实业的根越深，经济的脊梁越硬；从制造到智造，从巨大到强大；用从不计算梦想，到努力收获梦想。”
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坚持自己的热爱，才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