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的案件能够重审，反映了营商环境中企业家最认同的一条，即法治公平。
与柳传志漫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实漫谈，的确没有固定的主题，一条隐含的干线是，作为领袖企业家，他对企业生态环境变化的认知是怎样的。
柳传志觉得，中国企业家精神中，最突出的特点理当是“上进”，不断挑高目标，向上走。“改革开放就是1978年的事，你看这40年发生了多少变化。”
与柳同代的企业家对2018这个年份都略有感念，无论他们是否从40年前就开始创业，其成就都始于那场胆颤惊心的变革。这种穿越时空的响应，让当下显得更有意义，他认为现在站在另一场宏大变革的出发点。
对于企业家而言，最需要的营商环境是什么？主编比较赞同200年前亚当·斯密的话：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对产权保护有稳定的预期，是释放创新创业活力的基础条件。
从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斗争，到十九大前后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再到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对三起与企业家相关案件的重申，都是在对健康的政商生态输氧。
由毛振华最近在亚布力的视频谈起，柳也回顾了自己早年的一些经历，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保护。他广为流传的“拐大弯”理论，即是典型的“外圆内方”式中国智慧。
“当年中国要打破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曾一度发生过旧政策和实际做法的碰撞，比如联想创办早年，物价局的定价是按照成本价增加20%，人的智慧根本不算，当时我们的汉卡就遭遇到愣要处罚一百万。当时一个小公司刚成立，怎么能受的了啊，所以拼了命地求啊找人啊，事情拖到了88年还是被罚了40万。
“1988年来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就给我出主意说，应该开记者会，把这个事对外讲。这件事我还真是做了抉择，后来想，我还好好办企业呢，听你们那个主意咱就死了，于是宁可交了钱，没有像他们说的那么去做。”
“实际上类似这种事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屡有发生，发生的笑话都挺多，当年我们在深圳公司有一个生产车间，当地海关总是没来由地罚我们，我们当时在海关总署也有认识的人，就和人家说了，总署下来调查，了解以后其实也并没有批评当地海关，但是没有让他们再这么继续罚我们，这件事就过去了吧？
“但后边就倒楣了，大概1992年前后。当时我们运营模式是从香港进口的元器件，用卡车拉着元器件到深圳来生产，生产完主机板以后，再运到香港，将主机板卖到美国和欧洲，每次过关的时候，车排的非常长，到了联想这儿，他一看是联想的车，就让你出来查一查。这你没话说，合理合法，查完以后，人家就让我们回头重新排队，这样一排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类似这样的事发生了几次后，我们就知道没法再在这干了，于是我们就搬到广东的惠州惠阳去了。当年我的经验就是‘别告状’，这事告状解决完了，下回别的事就等着你了，而且上面的官员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最好就是让领导了解你，你行得端做得正，一般别动我们就完了，这就是我的保命的法宝。早期这样的故事我能说出很多。”
在柳传志印象中，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也就是从2001年开始，随着与国际规则对接和之后的人民币汇率改革，混乱的情况大有改观，企业正当经营行为获得了更多保护。但在2010年前后，柳传志突然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干燥”。
实际上，从2006年开始，柳传志就呼吁“要努力地使社会的空气湿润一些”，要形成一个和谐社会，企业和企业家们要为之做贡献，不然的话，空气太干燥了就容易着火。真的着火了，企业容易受到大的冲击，更谈不到持续的发展，后来他又曾多次强调“企业家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把企业做好。”
“当时有很多事，像网上看到的某地的钓鱼执法，逼的一个小伙断指以证清白， 我有一个朋友，有次和我讲了个事，他有个司机叫小孟，跟了他很多年，他有一天逗这个司机，说小孟我对你怎么样？他说挺好啊，又问，那你觉得老板是好人吗，‘那肯定是好人’。要是有一天要闹运动，要把我的资产给分了，你什么态度啊？他想了半天说，‘那没准我也参加’。
“我们听了哈哈一笑，但笑完了也挺不是滋味。那小伙子是老实，说的也是真话。”
“十八大以后，我觉得就开了一个好头，就是当时八项规定很严，打击贪腐，但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做到底，心里还是有一些疑问。实际上十九大召开的前一年，我自个的心慢慢就踏实了，当时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将改革进行到底》，我认真看啦，看了之后就觉得更踏实了。
“其中有两点我印象特别深刻，首先，党要自我革新，永远在路上。第二，在经济发展中，明确讲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中国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后来，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意见(即2017年9月25日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该意见明确指出，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这也是中央首次发文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就更明确说明了企业家的地位。
“到开十九大的时候，开宗明义提出初心与使命，非常重要，要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都很令人兴奋，强大的国力怎么来？企业确实要发挥很大的作用。”
“今天的中国，你还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确实国力强盛，我1987年到旧金山去，人家带我们参观跨海金门大桥，将近三公里，当时看了真是惊叹不已，桥居然能跨海。
“今天我再去旧金山，人家说，金门大桥依然是城市亮点。我心里话，我们港珠澳大桥50多公里呢，你到今天还拿这当参观点。你现在看，中国真的是越来越干净，过去大街上随便扔垃圾，贴小广告，越来越少了。国力的强盛和文明的进步，企业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企业办的好了，才能有税收，但企业要办的好，企业家真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在十九大报告里边，就明确了这个定位。你看十九大报告中也特别谈到了，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接着看，‘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看了之后，让人觉得心里很舒坦。”
令柳传志更兴奋的是，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包括了轰动一时的原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雏军、与原物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文中的案件。
柳传志与顾雏军并不熟悉，和张文中有一些交往。企业家入狱，早已屡见不鲜，但是类似案件重申却非常罕见。顾雏军2012年9月获释后，就曾召开过一个新闻发布会，有一个戏剧化的出场，头戴高帽，上写“草民无罪”。虽然重申不等于为其翻案，但这是司法的重大进步。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部分
2018年1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再次释放出人民法院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强烈信号，人民日报与新华社还就此《通知》发表了评论，柳传志将相关报道通读了一遍。
“看到电视里发布这个消息时，我心里就挺激动，这两个案子当时影响非常大，顾雏军那个案子全社会都知道，张文中在社会上知名度没这么高，但在企业界影响大。这次能够重审，就代表了营商环境中企业家最认可的一条，也就是法治的公平。法治本身能落实，实现公平公开。有篇评论里有句话说得特别的好：纠正一起错案，胜过制定一沓文件，真的就是这样。
“可能有一些小企业，对环境变化还在观察，因为阳光还没照到他那儿，依然很多事儿缠着他们，但从这几个案件重审和1月2号这个文件看来，不能只认为是司法部门的事，这真的是十九大精神在最重要的一个领域的阳光穿透，我自己真的希望以后会逐渐落实。”
《通知》中对于强化企业家合法权益保障，有几个关键表述，如“对企业家在生产、经营、合作活动中的创新行为，只要不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不得以犯罪论处”。“处理企业犯罪，不得牵连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政府因换届等违约，依法支持企业合理诉求”，每一则表述的背后，都曾有困扰企业家多年的沉疴。柳传志认为，现在的营商环境，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做得最好的时期。
“这次不仅有文件，而且有具体措施，希望就是能通过这个(案件重审)为突破口以后，一步一步落实下去。你想改革开放以前，真是把人都拿绳子捆着呢，成天搞阶级斗争，那时候上班打乒乓球，打扑克一打就一个小时，真的就完全对前途没信心，就是混。
“改革开放让大家自个儿可以干活了，一下子这个劲头就出来了，确实展现出了极强的进取精神，给点阳光就灿烂。如果营商环境更好了，一下把企业家们的能量释放出来，那就不得了。
“但如果法制环境不好，企业家就会有不安全的感觉。法治环境怎么才能变得好呢？第一，要有明确的精神和制度，另外执行的都是具体的人，执行者本身你要叫他能够非常高兴的去做，也要考虑到他们责权利一致性，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得一项一项的解决，但是我还是很有信心。”
谈话中，柳传志强调，即使他不认识张文中，不认识顾雏军，知道这样的案件要进行重审，依然还会为整个企业家阶层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国家司法的进步体现出的公平公正。尽管十九大的阳光未必这么快就能普照到各个角落，因为这里边确实有太多复杂的东西，比如文化背景、权责利的一致性、执行的人员具体情况等等，这些都有待一项一项的解决。
“保护良币就是最好的激励，但别把劣币一起保护了。”他喝了一口茶说。
第二天，他挥舞“激光剑”的一张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颇广，这是《星战8》上映前夜，他体验联想的沉浸式AR游戏设备Mirage。在当日的交流中，他说自己最不担心的就是经济形势问题，因为后边底蕴挺大，发展空间就看企业家自己的聪明智慧了。
“你别死抓住一个事不放，时代变革这么迅速，你如果不考虑互联网+的问题，就是开饭馆都开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