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当时的著名经济学者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观察到昂贵的银勺子和妇女为衬托身体的紧身胸衣。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的标志。
范伯伦还为此留下了著名的论著《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在这本著作中，他还创造性的发明了“炫耀性消费”这一新词，并用来说明社会富裕阶层通过物质消费来显示他们的富有。
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炫耀性消费仍然是当代资源主义的一道风景。今天作为身份象征的奢饰品，比范伯伦的年代更多地进入人们的生活。
奢饰品更容易进入人们的生活，主要归因于：20世纪大规模生产的发展；生产外包到中国等国家；新兴市场的劳动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都比较便宜。同时，人们也看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然而，这种奢饰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显摆的展示，实际上的用途可能还没有以前多。
随着社会公平性的增加，富人和中产阶层都可以拥有豪华的电视和漂亮的手袋。他们都可以拥有SUV汽车，出行搭乘飞机和坐着游艇旅游。
在表面上看，对于奢饰品的钟爱程度并不能完全区分出这两个群体了。假设每个人都能消费得起定制手包和新款汽车，那么富人就要心照不宣地用些其它信号物来显示他们的社会地位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那些寡头和超级富有的人们，仍然在通过游艇、宾利汽车和富丽堂皇的别墅来显示他们的生活；但是在新一代的精英阶层在追求小康和精英教育的驱动下，他们的消费支出却出现了显著变化。
我们在这里将这一阶层叫做“中产阶层”。他们的消费习惯更多是在服务、教育和人力资源合作，而不是更多地消费在物质方面。这种新的消费行为我们称之为“非炫耀性消费”。
美国中产阶层的崛起及其消费习惯的演变可能是美国社会最突出的变化。
根据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The US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的数据显示，自从2007年以来，美国最顶层的1%人口（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在物质方面的消费要大大少于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在7万美元左右），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增加。
富裕群体避开了过份的物质消费，而更多地在教育、养老和健康上合作和消费，所有这些都是非物质性的消费。但是这些支出，却比中等收入群体购买的奢侈品——如手袋等，要高出几倍。
这1%的人口为美国社会的“非炫耀性消费”份额贡献了绝大多数。这些消费中的教育支出，又占有这1%的顶层收入人口中支出的最大部分（达到6%）。而中等收入群体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仅占1%。
事实上，自从1996年以来，这1%的顶层收入人口的教育支出增加了3.5倍，而同期中等收入人口的教育消费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以此不难发现，在中等收入群体和富裕的1%群体之间的最大支出差别正是表现在教育方面。近十年来，美国物质消费的价格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接受教育却越来越昂贵。
根据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4年间，大学学费的价格上涨了80%，而同期女性服装类的消费价格仅上涨了6%。
中等收入群体缺少在教育方面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对于那些年龄在40-60岁之间的中等收入人群，教育过于昂贵，而且也不值得为了教育去节省支出。
换句话说来说，非炫耀性消费基本上就成了这些新一代精英群体彼此展示文化资源的一个缩写。
很多私立学校提供的午餐，全部是全麦食品和有机水果肉类等。有人可能认为这些食品是一个家庭主妇每日都必备的餐品，他们需要走出那些中上等收入的家庭来看看还有很多家庭的午餐非常简单，基本上就是加工零食而且没有任何水果。
同理，那些在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短暂居住的人们，可能认为所有的美国母亲都为她们的孩子母乳喂养一年。但根据美国国家统计报告，实际情况是只有27%的母亲，能完成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所要求的母乳喂养一年的目标。
这些本身看起来似乎并不昂贵的社会行为，就是当今中产阶层在努力实现的目标。而这种目标的实现绝对不是没有成本的。
根据《纽约客》的文章，在文化资源上的消费能为人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社交网络圈。作为回报，这可以帮助人们获得精英群体的工作，取得并扩大社交和专业领域的关系。简而言之，非炫耀性消费还促进了社会流动性。
这种非炫耀性消费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合作于教育、医疗及养老将会影响消费者一生的生活质量，也更大地提高了下一代改变生活的机会。
今天的非炫耀性消费比范伯伦时代的炫耀性消费支出更多。
非炫耀性消费——不管是哺乳还是教育——都是一种质量更好的生活方式，并为自己的下一代在不断改善社会流动性从而增加更多优势机会。
而炫耀性消费在本身来说，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只是一种炫耀卖弄而已。
对于今天的中产阶层来说，选择非炫耀性消费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社会地位，即使他们本身并不去过分展示这些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