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音乐节的带动下，到2011年、2012年，有很多乐队年收入已经能够达到百万级，比如二手玫瑰、痛仰、扭曲的机器以及反光镜等。同时，一些有沉淀、有积累，包括在音乐上确实有性格的乐队开始慢慢出头，比如逃跑计划。
知道或不知道赵雷的，这两天可能都听说他的《成都》了。
在2017年2月4日周六晚间，赵雷出现在湖南卫视《歌手》（原《我是歌手》）第五季第三期的舞台上，一首《成都》唱罢，他的歌迷在朋友圈写下：雷子上歌手了，门票又要涨了。
赵雷在《我是歌手》表演
赵雷火了，从第一次参加选秀节目被外界所知到现在，赵雷的走红之路历经七年。
2010年，赵雷参加了由洪涛担任导演的第二届快乐男声，虽然获得评委宋柯的高度评价并拿到直通卡成为50强，但赵雷并未成为那场秀的最后赢家。彼时得到的夸赞很快在观众面前消散，只在今天成为佐证赵雷实力的过往。
赵雷唱的仍是民谣，快乐男声与我是歌手打的都是音乐牌，二者都拥有高收视率和社会影响，甚至连导演都是同一位洪涛，但相同元素的组合在七年前与七年后收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人和、地利都没有变，只是七年后，天时到了。
他们火了
赵雷，连同李志、陈粒、好妹妹等，成为了还在底层挣扎的音乐人的灯塔，这批获得大众认可的音乐人带来一个好消息：唱片工业被互联网打击溃败十多年后，国内音乐行业总算又有正经的新歌手冒出来了。
与赵雷不同，贴在李志身上的标签很多：东南大学工科肄业生、国内民谣一哥，这位出生于1978年的歌手如今在微博上拥有近50万粉丝，能在容纳几千人的大场馆开个唱，门票在三分钟内售罄，票价被黄牛炒至上千。
熟悉李志的人知道，李志的热度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在达到今天的成就前，李志已经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了十余年。从2004年发第一张专辑到现在，李志经历过演出只卖了几张票的苦日子，也曾联合周云蓬等音乐人成为第一批站出来维权的摇滚（民谣）乐队。
与李志相比，陈粒、好妹妹的成名之路显得相对轻松许多。2014年，陈粒的《奇妙能力歌》入围由豆瓣主办的“第四届阿比鹿音乐奖”年度民谣单曲，随后在社交网络被注意到，社交网络上的分享和推荐如同火种，一步步将陈粒独特的曲风和歌词传播到更多人面前。
无论赵雷、李志、好妹妹、陈粒、宋冬野、逃跑计划还是马頔，这些如今被大众熟知的音乐人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风格大多是民谣或摇滚，很少签约唱片公司，善于使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展示自己。
当然还有一点：他们都是在这两年开始火起来的。
这个看似偶然的现象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在发生作用：过去几年火爆的音乐节让越来越多人成为民谣或摇滚乐的爱好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通过社交网络或者自媒体传播一个东西变得更加容易，并且更具风格和个性；最后，更重要的是，掌握着数以亿计用户的在线音乐平台们，也开始扶持原创音乐了。
而所有这些因素杂糅在一块，就是赵雷在七年后能够走红的天时。
能挣钱是好事
名利往往相伴相随，名气变大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利益随之丰厚。
赵雷、李志、陈粒、好妹妹之所以能让行业感到一丝暖意，不仅源于他们走出了小圈子，被大众认识，更在于他们现在都能靠音乐获得不错的收入。这对很多连饭都吃不饱的音乐人而言，实在是一个好现象。
在和尚看来，李志是独立音乐人里的典型励志代表。
和尚是一位生活在广州的音乐人，比李志小五岁，从高中开始学吉他，曾自费10万元出过一张专辑《我们》，在livehouse开过几场专场，门票定在50块，最远的专场开在珠海，因为如果一场演出的收入无法打平住宿以及来回机票的成本，则太不划算。
和尚如今每晚在一家餐厅驻唱，算来也在音乐这条路上走了十余年，只是这份坚持与李志相比要打一个折扣，因为出于养家糊口的压力，和尚的主要时间还是放在自己开的汽车音响店上。
所以，和尚认为自己顶多算半个独立音乐人，也正因如此，在成名之路如此缓慢的状态下依然坚持十余年而不懈并最终获得成功的李志，才被和尚这样因顾及生活无法全力坚持的人视为一个“很励志的案例”。
在网易云音乐的音乐人宣传页，罗列着这样的数字：陈粒，专辑累计销量227785张；李志，专辑累计销量159506张；好妹妹，专辑累计销量43642张。
专辑销量最多的陈粒，其专辑《小梦大半》销售额已经破百万，而据其经纪人奚韬在采访中透露的信息，陈粒一场剧场演出票房能达到90万到100万。
这三位被网易用以佐证其独立音乐人扶持计划成果的音乐人，基本代表了时下独立音乐人在商业上所能达到的高度。
尽管与流行歌手、偶像组合相比，头部独立音乐人的收入水平可能仍差一个级别，但与大部分独立音乐人的状况相比，这已经是非常好的结果。
“赵雷他们都能挣钱了，陈粒她们都能挣钱了，多好的一个事。”著名乐评人、曾任屌丝男士大鹏经纪人的郭志凯对记者说道。
不过更大的焦虑仍在行业内蔓延，因为现实情况是，李志只有一个，但类似和尚的音乐人才是大多数。
而这些成功案例看上去仍是偶发事件，国内还是没有一条能批量生产优质歌手的产业链。
唱片工业的没落
唱片公司曾是原创音乐的最主要生产方，但局面早已改变。
飞行者音乐科技创始人曾宇告诉记者，在今天的音乐市场，乐队通过巡演、音乐节也能活。但这些乐队，所有成员都有其他收入。
“不是有个店，就是有个品牌，反正他自己都有点其他的收入来源，然后玩乐队，纯靠乐队，其他什么都不干的也不多。”
成立飞行者之前，曾宇是一名金牌制作人，与哥们黄少峰组成的制作人组合“火星电台”，曾打造出周迅《夏天》和《偶遇》两张获奖专辑。
曾宇在2000年左右进入音乐行业，赶上了灿烂唱片工业的一个尾巴。
2001年，曾宇进入华纳唱片，跟着宋柯。入行时，华纳正值巅峰，制作了很多大卖唱片，推出了朴树、老狼这样的歌手。曾宇还记得，当时朴树一张专辑能卖到四十多万张，单朴树一张唱片从发行公司结的预付版税就能到千万级别。
“但是那之后，你明显觉得，首先大家能从互联网上down（下载）到歌。”
在互联网冲击唱片工业之前，一张唱片的制作费光宣发的预算就能到百万级，因为最终能翻倍收回成本。但是，收入突然就没有了，制作成本随之迅速缩减。
亲历了这个过程的曾宇感受明显并记忆深刻，制作周迅专辑的时候，曾宇并不知道具体的制作费用有多少，但他记得他们在北京最贵的录音棚YYYD待了一年。彼时的曾宇能感觉到，唱片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因为回报足够高。
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同样制作费的案子就已经非常少，大家都明显感觉到唱片卖不动，然后制作费被压缩，原来几十万级别的案子，可能会被压成几万块，呈十倍往下压。
“忽然发现，支撑你的行业没了，或者说这个行业断了。”
在迷茫中思考一年后，2006年曾宇成立了飞行者唱片（后改名飞行者音乐科技），签下了一些摇滚乐队。实际做摇滚乐的时候又发现，当时对中国用户的音乐消费习惯太乐观，尤其有产阶层甚至不消费音乐。好在2007年迷笛音乐节突然爆发，局面才慢慢打开。
“2007年迷笛突然卖爆了，大家开始关注音乐节这事，然后2010年，草莓忽然爆了，社会开始关注。”
在音乐节的带动下，到2011年、2012年，有很多乐队年收入已经能够达到百万级，比如二手玫瑰、痛仰、扭曲的机器以及反光镜等。同时，一些有沉淀、有积累，包括在音乐上确实有性格的乐队开始慢慢出头，比如逃跑计划。
大乐队有名气能挣钱了，但很多小乐队还是没机会，他们可能没有公司、上不了音乐节，谈个演出都费劲。
“我一场演出能拿很多钱，但我知道还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连吃饱饭都是个问题。”著名摇滚歌手汪峰如此说。汪峰对国内音乐环境总是怀有一丝愤怒的情绪，“时代一直在进步，但最可怜的是所有音乐人一直在萎缩。”
而在2012年，“互联网上真正扶持原创音乐人的，只有豆瓣，没有其他任何工具。所以那会儿其实是一个分水岭。”
被拆解的行业
尽管豆瓣是最早为原创音乐人提供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但在当前的音乐江湖里，它并不是主角。
2012年原创音乐的分水岭到来后，资源雄厚的在线音乐平台掀起了版权大战，随着2015年国家版权局出台最严版权令，网络上混乱的音乐版权状况得到改善，对原创的争夺进而展开。
有资源撑腰的玩家是新战场里的主角，它们现在不仅是渠道，还涉足到更上游。与此同时，曾经承担内容生产的唱片公司显得有些寂寥。
颓败十年后，唱片工业已被解体成一个个板块，一些被留下，一些则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同时有新的元素进来，这些独立板块共同构成了当下音乐行业的模样。
互联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份。
服务原创音乐人只有豆瓣的情况在当下已经得到很大改观。
2014年，虾米第一次推出寻光计划，2015年，虾米再次推出13位独立音乐人的唱片；2015年，QQ音乐推出平台开放策略，酷狗音乐推出了一亿元扶持音乐人的计划；2016年，网易云音乐公布石头计划，宣布投入2亿扶持独立音乐人；2016年重回市场的百度音乐也在推原创。
最早提供原创音乐的豆瓣在2015年成立了大福唱片，同时发起“金羊毛”计划，帮助音乐人在全球范围内各大数字音乐平台进行唱片的上架发行、结算付费及权利维护。
除了业已存在玩家，一些新的互联网元素也在搅动着行业，比如直播。
互联网势力认为直播可以打造中国特色的造星产业链，有才艺的人在直播平台上吸引粉丝，优秀的主播可以获得平台支持，一步步积累名气并成为明星。与QQ音乐一母同胞的全民K歌，酷狗旗下的酷狗直播，以及唱吧推出的唱吧直播间都在抢做这个生意。
部分迷失在年轻用户喜好中的唱片公司则决定彻底交出运作的权力，他们把旗下的艺人放到直播平台上，让他们靠才艺吸引粉丝，为自己挣得名气。
还有一些音乐人将直播视为做音乐的间接路径，因为它能挣钱。
郭志凯的工作室设在北京南二环的一个高档小区内，工作室人员并不多只有三四位，他们负责维护郭志凯工作室下数位艺人的运营、包装及推广。郭志凯从2015年开始就不做实体唱片了，而是努力创作音乐，主攻方向改做直播。
“我让我的歌手、我的乐手全进到直播领域去吸粉丝，把粉丝给我吸好了以后，有10万个粉丝，歌手能挣到钱，我再拿着这个帮你做音乐，我再反转，我再曲线救国。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另一个大的变量是用户，年轻的用户们见多识广，获得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以前往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一推就能捧红一个新人的做法现在行不通了，唱片公司已经拿不准用户到底喜欢什么。
对于这一点，在音乐行业干了快二十年的曾宇表示，在当下的传播环境里，一个艺人最难的是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艺人可以自己干。
曾宇的合作伙伴，2015年加入飞行者并出任CEO一职的李戈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唱片公司会变得更垂直、更细分。因为“替艺人选歌、替艺人制作、替艺人搭配衣服，甚至教艺人怎么去回答记者的采访，这些都崩塌了。”
在曾宇看来，“其实严格地说，现在唱片公司都做不了从零到一这个工作。”
因此即使一个新人再有才华，唱片公司也不敢去签。飞行者现在签人有几个标准：在自媒体上有展示能力，有一定粉丝基础和一定的作品量。
“如果他要是零，你会发现你给他什么东西都是负分。”
在混沌中重建
一个由唱片公司主导的音乐产业经过十年变成了当前模样，与音乐有关的元素全部被打乱然后再排列组合，大家都以自己为原点，做各类探索。
在线音乐平台们虽然表示不会抢唱片公司的蛋糕，还是强调平台属性，但也全部投入到扶持原创的浪潮中。无论是因为华语乐坛过去留下的资源差不多要被消费完毕的原因，还是出于降低版权费用的考虑，平台都需要想办法做出点新东西。
2014年还做着传统唱片公司业务的飞行者，如今已经改名飞行音乐科技，成立的第十年，飞行者推出了自己的APP“小样儿”，涵盖了用户听歌、音乐人创作分析、商业版权购买等简单功能。这块业务由CEO李戈负责，他告诉记者，希望互联网的工具性可以在他们的探索下，跟他们的音乐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过去两年，还有音乐人接连不断地选择成为行业实际操盘手，前有郑钧携合音量加盟太合音乐集团，并出任首席架构官，后有汪峰亲自打造APP碎乐。
“国内关于音乐版权保护的法律仍显薄弱，靠道德的力量更是难以约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构建好的商业模式。”汪峰告诉记者。
让原创音乐家和每个相关内容发布者能有收益，这是碎乐最核心的诉求。碎乐由播放器、问答社区、榜单等几大主要功能板块组成，与惯常的在线音乐平台不同，碎乐不参与版权大战，它所提供的音乐内容，均来自用户上传的原创作品。
渠道往内容延展，内容方尝试做渠道，音乐人开始做行业，新来的直播大军也盯着音乐这块蛋糕，还有口味飘忽不定的用户。上下游的界限、不同角色间的差别已经十分模糊。
行业整体仍是混沌状态，各个板块之间没有被真正连接。
不过，虽然行业的要素在变，但持续产出好内容的核心动力没变，那就是好的商业模式。归根到底，持续吸引有才华的人愿意投身音乐行业，得让他们能挣到钱。
做音乐的成本并不低，按照郭志凯的标准也就是专业水准，在国内正儿八经做一首歌，在5万元到6万元人民币，10首歌60万元，还不带宣传费用。
“一首专业水准的歌被制作出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编曲、作词后，需要制作人全面展开，比如说这个地方我需要吉他，这个需要贝斯，想办法融合。包括录唱，唱完以后可以调，吉他的声音强了，降低；贝斯声音低了，调高；人声这块尖了，修一下。”
当下行业里的板块的各种组合是不是成功，能够建立健康的商业模式是最大评价标准。
身处其中的玩家们当然都知道商业模式的重要性，但当前旧的游戏规则被打破，新的游戏规则还没定，改变已在发生但当下仍是混沌，内容、渠道及受众各方在不断角力，一同塑造了眼下音乐人生存的境况。
像是黎明前一点微茫的光，行业里的人隐约都知道好日子可能要到了。虽然没有人知道往前走的方向是什么，但干等着总不是可行的办法，况且混沌往往意味着机会，各路人马已经出动，音乐产业或许已在酝酿一场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