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之所以富不过三代，有人说最大的原因在于继承者的知识和能力的退化；有的人说原因在于“工匠精神”的缺失……让我们来看看这家家族企业，是如何富过六代的？
固宝琳集团（Gübelin）的自我介绍是句简单的“一家创建于1854年的瑞士家族企业”。从瑞士卢塞恩一间小小的钟表修缮工坊发展到一家国际奢华珠宝品牌和钟表零售公司，如今固家已经传到第六代，依然家族100%全资拥有，是“瑞士制造”的卫道士。
记者和固宝琳集团总裁及董事会成员、家族第六代传人拉斐尔-固宝琳（Raphael Gübelin）约了电话专访。在一个阴雨的上午，拉斐尔按我们约定的时间准时打来电话，我们先是聊了聊这个慵懒的欧洲度假季，之后很快就说到现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全球市场。
瑞士固宝琳家族
拉斐尔有着年轻一代欧洲传统富豪典型的教育背景：他少年时就读的瑞士顶级私校为欧洲许多名门望族所钟爱，包括德国的皮耶希家族；之后拉斐尔在苏黎世以及美国攻读金融，毕业后在瑞士诺华公司供职了四年。拉斐尔2007年才正式加入家族企业，最初的角色是商业拓展总监，4年后就开始正式接替父亲作为公司的CEO。
“公司最初创立时就是个家族企业，至今依然保持家族持有的纯粹性，这对顾客来说也很重要，他们认为一家有家族因素在的公司，值得多些信任。”拉斐尔说的很直白。
金银匠在欧洲的存在至少有一两千年的历史，就像裁缝，鞋匠一样，是十分古老的行业。科技在什么时候介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这种平衡点十分重要。从设计来说，固宝琳家族的珠宝工作室也已经早就引入3D设计软件以及3D打印，但与此同时，珠宝的质量依然取决于工匠们的专业知识和手工作业。
对于这样一个“超级传统”的行业来说，能走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传承六代之久，必有其执拗之处。与拉斐尔对话后，我总结出了以下几点宝贵的经验：
不欠银行钱，财务自由不借外债，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合作，危机时扩张——欧洲很多传承百年的家族企业都秉承此条，借钱扩张会死，这是血的教训；
诚实公平，讲诚信，这是瑞士企业一种生存常态；
专注于专业知识积累，相信知识和工匠精神有效传承比扩大产量更有意义。这一点最重要，是企业实现可持续生长的前提。
家族的意义
今年夏天的欧洲并不太平，恐怖袭击，英国脱欧。拉斐尔也直言不讳，眼下是个“艰难时期，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
“生意依然照旧，只是不像以前感觉那么轻松了。但是，作为一家有160年历史的家族企业，我们经历了太多社会的大起大落，公司业务都在随之起落，在这期间，我们学到的就是一定要有调整适应的能力，学会释然。”的确如拉斐尔所说，固宝琳家族既受益于19世纪末的“黄金时代”，也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衰退，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大繁荣，以及瑞士钟表的石英表危机。一家百年老店所经历的可不会仅是经济周期那么简单。
可贵的是，在这160年间，家族的每一代人都前仆后继鞠躬尽瘁，才让家族企业有机会一步步壮大。家族的创始人是一位制表师，在卢塞恩开出一间钟表店；家族的第二代赶上了铁路畅通的好时代，在旅游业繁荣的卢塞恩迅速开出了一家豪华的钟表店，开始做高级钟表的零售。到一战爆发时，家族企业已经传到了第三代，将生意扩张到纽约。1929年的股市崩盘一举终结了“黄金二十年代”，那一年是固宝琳公司成立75周年。
“当时的业务并不太多牵扯到‘工匠精神’的概念。但随着钟表交易业务的壮大，我们发现钟表的顾客往往也是珠宝的顾客，我们家族就开始试水珠宝行当，开出珠宝店，那是1923年的事了。”拉斐尔-固宝琳说。
做一行先要通一行，这是秉承工匠精神的一个前提。
“真正一脚踏入宝石贸易，就发现这一行水很深，极富挑战，没有些专业知识是很难涉足的”。家族第三代，拉斐尔的曾祖父专门到维也纳参加一位宝石学大师的课程，但依然觉得自己的宝石知识根本不足以运营一家珠宝店赢得客户的信任。当时的宝石学已经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这门学科随着一战后假冒宝石涌入市场而越来越重要。”
一直到第三代，固宝琳家族依然还是以“商人气质”为多，如前几代人一样，第三代的爱德华-莫里茨-固宝琳两夫妇热衷于培养儿子们对企业的兴趣，鼓励他们早早接入企业事务。按照固家的传统认识，长子所受的任何训练都应该服务于家族企业，而不是投身科学事业。但这位热衷诗歌文学和艺术的长子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之后一直专攻宝石学，最终成了宝石学和产地鉴定学大师。
就这样，第四代的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Eduard Josef Gubelin）成了这个家族企业的转折点，他的学术气质多于商业气质，反倒成了一种家族优势。如果没有爱德华，固家在1923年成立的宝石鉴定所（Gübelin Gem Lab）也不可能最终在全世界收集了超过2.5万颗样本宝石，很多都是爱德华本人跋山涉水在一些矿区找到的。宝石鉴定所原本只是为自家做高级珠宝做鉴定，后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宝石鉴定研究所，甚至可以出具最权威的宝石鉴定报告，鉴别真赝品和产地。在1942年成立的瑞士宝石协会（SGG），固宝琳博士担任其科学总监几十年，他本人还在1952年创办了国际宝石学会议。
通过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努力，到1988年，当家族第五代接过企业时，固宝琳已经从100多年前那个小小的钟表修理作坊发展成瑞士首要的高级珠宝品牌。一直到今天，宝石鉴定所的员工依然会深入一线矿区和珍珠养殖厂，为参考宝石采集标本。
“对于固宝琳家族来说，只有接班人才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的第四代，是最年长的两个孩子接受了家族企业。长子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负责宝石的专业知识研究；第二个儿子华特-固宝琳则负责公司业务的全面运营。我爷爷就是华特-固宝琳，之后公司就由我父亲汤马斯接班，他是公司第五代掌门人，也是公司全资控股人。现在，股东成为我父亲，我和姐姐三个人。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负担，一旦公司不景气，我们也将成为唯一的负债人。”拉斐尔坦言。
如何才能富过六代
现在，经历了160多个年头，固宝琳家族依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们曾在家族企业迎来第150个年头时出了一本书作纪念，书名就叫《时间是财富的真正衡量标准》。事实是，凡是可以将财富传承世代的家族都有很多执拗之处。
首先，财务自由不欠外债。按照拉斐尔的介绍，固宝琳不是上市公司，家族全资持有所有股份，没有外债。
“如果需要合作，我们用自己的钱。每财年结束，我们不会把所有赚到的钱都花掉，我们只会在需要时才花钱。要时时铭记目标所在，时时保持财务的灵活性。”拉斐尔说。即使在1929年经济危机期间，家族也有勇气扩张，此举后来被证明是十分有远见的。
类似的做法，记者在采访欧洲企业时也时有听说，例如与固宝琳相邻不远的邻居维氏军刀，他们的埃尔森纳家族同样笃信不能依靠银行，即使是慢生长也要靠自己。同时，市场永远会有上下波动，所以一定要在好的时候做好准备，未雨绸缪。为了平衡经济周期，维氏的很多策略都要逆市场而行，例如，经济好的时候不做广告和促销；经济衰退时再做；越是经济不好，越需要投入做创新，增加库存，减少资源储备——因为存的钱要用在刀刃上。
其次，诚实与公平。第四代爱德华-约瑟夫-固宝琳（拉斐尔祖父的哥哥）的专业素养奠定了家族企业在珠宝界的行业地位，固宝琳宝石实验室的存在，就是为了保证精确性，以及公平公正。这也是瑞士人的精神特质。
“原产地的不同直接影响到宝石在交易中的价值。这就是‘精确度’，直接影响最终商品的定价。例如，都是红宝石，但缅甸红宝石是最贵的。客户买一样珠宝，不仅是为了追求时尚，还要知道他们买的是什么。事实证明越来越多顾客开始在乎专业性。我们要让他们相信‘物有所值’。”拉斐尔坦言。
“瑞士从欧洲大陆一度最贫穷的国家发展到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都是归功于对‘精准度’的把持。瑞士就是个视‘精准’为一切的国度，这里的一切都与精准有关，这里连火车公交车都要分毫不差。有这样一种民族性，瑞士才可能生产机械手表，精密仪器，复杂构成的布料。”
第三，知识和技艺的有效传承比产量有意义。
拉斐尔说，他们在培训自己的工匠师傅时，不仅要锤炼他们的技艺，还要让他们可以和家族一样对珠宝充满激情。对于拉斐尔来说，这种由心而发的主动性是工匠精神的一个前提要素。
“我们不会很快扩张，因为公司所拥有的知识财富是最重要的，这种知识只能通过一代代技师传承下去。如果技师人数增加的太快，那就意味着这种技艺传代的质量就无法保证，长久以往，知识财富就丢失了。”拉斐尔说的所谓“专业知识”，是因为例如金匠这种技术工种，一定要熟知材料的本身，才能了解该如何进行切割，否则就没法成为一名合格的金匠。这些是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在实践中给你指导，而且只能循序渐进。
现在固宝琳的珠宝工坊有40名珠宝技师，在过去多年这个数字有所增加，主要是因为对3D这种新技术设计师有所需求。
“我们并不对‘产量’设目标，这也是‘奢侈品’的价值所在。一枚简单的戒指，可能需要10个小时，但一个设计复杂的项链，可能就需要900个小时，等于几十个戒指。我们有些产品耗时超过1000个小时，有些则耗时300到400个工作时。与数量相比，质量更有意义。”
“换句话来说，一款高级珠宝耗时多久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说耗时越长的一款珠宝质量就越好。最重要的是适时。我们会说，慢慢来，因为品质需要时间来打磨，不能给技师设定一个截止日期。可与此同时，一家有90年珠宝制造经验的公司，是有能力去鉴定技师工作效率快慢的。我们很清楚某一品类的珠宝产品，大概需要耗时多久，之后还要考虑到技师可能有的情绪高低。对于有经验的金银匠，我们会对他们的工作效率有一个大体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