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对这个问题要从合伙企业法的立法决策上来理解。
在合伙企业法起草过程中，有专家认为，我国是受传统民法理论影响较多的国家，我们的立法对民事行为与商事行为是不加区分的，旧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民法典即采用民商统一的原则，民法通则更将诸多的商事规范融于其中，“商化”倾向是我国民法的一大特色。
  因而针对合伙的立法应制定统一的合伙法，而不应仅限于合伙企业。如制定以企业为调整对象的合伙法律，事实上就是以“商主体”为标准的单一商事合伙法，这可能导致人为的民商分立，其结果可能造成法律体系的混乱。而且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合伙方面的立法，在此情况下，制定将所有合伙关系都包括进来的统一合伙法是必要的，也不会造成法律上的重复与交叉。
  
另有专家认为，合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既包括合同式合伙，也包括形成实体的合伙。由于合同式合伙体现的是合同关系，合同执行完毕，合伙关系即告结束，我国制定有专门调整合同关系的法律，合同式合伙应由合同法来调整，没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合伙法调整所有的合伙关系。
  同时我国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组织的合伙即合伙企业是与公司、独资企业等企业组织形式地位相同的市场主体组成部分，与此相应，对合伙企业的立法也是市场主体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整个市场经济立法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立法定位决定了本法只能是一部针对合伙企业的立法，而不是针对所有合伙的立法。
  此外，营利性合伙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上都表现出组织性特点，这是实际需要的反映，我们也应当注意吸收国外经验，将本法的调整范围朝组织体方向设计。
经过充分的研讨论证和调查研究，并依据八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限定，起草组最后将本法的调整对象局限于形成组织的合伙，即合伙企业，而对于不构成组织体的合伙，则仍留给合同法加以规范。
  这不仅在于合伙企业法的立法是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更在于我们目前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要注重市场主体的法律规范，立法应反映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要求，从主体法的角度制定合伙企业法也是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体现。